只不过是一包饼，我再怎样拮据也不至於连一包饼也舍不得，更何况我是靠奖学金上大学的，泰半学费都能用津贴填补，那时手上有四五个补习学生，星期六日的夜晚都在老家楼下的麦当劳打工，我手头算是松动。可是阿梓坚持不能欠我东西，最後落在我手上的，是一盒比利时出产的巧克力饼乾，品牌是我念不出的语文。一盒八款，都是模仿花形，咬下去是一种细腻而醇厚的甜味。他说，若我不喜欢的话，下星期再给我一盒日本产的抹茶饼乾，淡然说这些反正是他父亲的客人给送的，一毛钱都不用花。
早在他送我这盒饼之前，我就猜到他的出身不错:衣服鞋袜以至背包，看上去都价值不菲。不是说他用的东西有多华丽，反之都是款式简洁、以黑白蓝灰军绿为主色，但那些质料与剪裁硬是跟大牌子的很不一样。只有暴发户才会将寻常百姓都知道的品牌堆在身上炫耀——比如那些背着LV手袋的大婶——真正的有钱人反而不会教人一眼看穿他们用的是名牌，都穿着看似普通的服装，但身上的一件T恤，可能已经过千元。
那时，我对於上流社会没什麽研究，自然完全不认识时装、品牌，只是直觉跟观察力特别好，一眼就看出这个人家里有钱。
能结识有钱人也是一件好事，我的目的不是从他身上捞一笔，而是以他为踏脚石，扩阔自己的人脉。我不是要做一个谄媚的擦鞋仔，而是做到跟他们平起平坐，要他们尊重我。因此，我开始跟阿梓结交。
能不能跟他交朋友，我不强求。做任何事也好，应顺从局势，强来是没好处的，只会打草惊蛇。我打定主意，要是他对我有半点不耐烦，我就决心跟他做点头之交，省得一副攀龙附凤、低声下气的巴结嘴脸——毕竟我贪图的不是找快钱，也就无必要出卖尊严地当他是金主般讨好——但事实是他不止不抗拒我靠近，几乎是雀跃地欢迎。
我们选修的科差不多一样，做project就总是同组。我们度过了和平的一年，每逢学期末就在宿舍窝大半个月，我暂停麦当劳的兼职，他连家也不回去。我们的书桌分别放在房间的左右两边，每次温习、对着电脑做功课，就背对背地坐，阿梓的动静很大，不时扒着一头短发、胡子也几天不刮，一副生意失败的样子大吼:「这些经济theory快把我搞疯，Fuckthisshit!」我笑了笑，转过来戳着他的肩:「真有这麽难?」他把笔记本往我脸上拍过来，我看几眼就能解出他纠缠大半小时的题目。
他不是一个商科的人才，但偏偏来读完全不适合他的经济理论，每逢赶论文，定必用花五六晚通宵起货，最终还只得了个中下成绩。我後来看他可怜，抽空为他写论文的框架，跟他讲解一次整篇文的脉络，再由他自己翻查理论书，流畅地写出来。他人不笨，语文能力顶尖，数理不弱，只是他实在不适合商业。後来我才知道，读商是他自己选的，因为他自知总有一天要接手经营父亲一手创立的时装品牌，偏生他没有天份，吃不来设计这行饭，就打定主意先读个跟商业有关的本科学位，日後再念硕士时才考虑读跟时装有关的学科。
那段日子是我少数活得比较像一个人的日子。从小到大，我习惯将自己贪求的慾望隐藏到最深处:我的咒骂、我对父母的憎恶、我对弟弟的轻蔑——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，不，不要说是「人」了，我甚至没用过文字去表达这些情感。我知道它们存活於我的内心，并且我明白它们是我向上爬的动力，我不讨厌它们。
有时候我会忘了自己「本来」是个怎样的人，因为我太习惯去笑，任何时候有礼地待人，上至教授，下至宿舍的清洁阿婶，都觉得我是难得一见的好学生、好孩子。在短暂的时间，我曾经想，自己乾脆就做这种人好了，一个谦谦君子，不管任何时候均让人如沐春风的好人。
但我不是。